与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相比，谢高华的名气算不上大，而在义乌，这个名字却几乎无人不晓。

从1995年义乌第一年举办小商品博览会起，直至谢高华2019年去世的前一年，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，当地商人和群众都会自发到高速路口迎接谢老“回家”。去年恰逢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，义乌更是竖起了一座“改革先锋”谢高华雕像。

(资料图)

在当地人看来，义乌之所以能有今天，离不开谢高华当年冒着丢“乌纱帽”的风险，果断决策开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担当。而当下的改革发展，依然呼唤这样的魄力和情怀。

“出了问题我负责”

从贫瘠小县，到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的世界超市，再到如今迭代升级建设义乌全球数贸中心，义乌的发展堪称传奇。

回到这场变局的开端，1982年5月谢高华赴任时的义乌，还只是浙江中部一个贫穷的农业县。

为了填饱肚子，当地农民在农闲时节会挑着担子，走村串巷“鸡毛换糖”，换鸡毛肥田，也贩点日用小商品补贴家用，逐渐在当时的廿三里镇和稠城镇形成了小商品贸易点。

可在政策层面上，国家对能不能搞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，农民经营仍被视为“投机倒把，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 许多部门依然采取一禁、二堵的简单做法。

频频遭遇群众来访的谢高华，经过长时间深入调查研究，认定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精神，又符合群众利益，毅然拍板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。

1982年9月5日，位于城区湖清门的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宣布开放。这是义乌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。

义乌有商人至今仍记得，在当年举行的一次全县大会上，谢高华对农民经商表示坚决支持，还当众宣布：“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，我宁可不要‘乌纱帽’！”在四周雷鸣般的掌声中，一些原本已经打算放弃做生意的摊贩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
不过市场开放后，不同看法仍在激烈交锋。有干部甚至当面向谢高华指出：农民都去做生意了，农业生产都组织不起来，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各部门头疼的一个“包袱”了。对此，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：“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就业，我看这就是优势，要想办法发挥，不能把搞活的经济又搞得死死的。”

正是在谢高华的力挺力推之下，义乌县委、县政府后来又提出“四个允许”，即允许农民兼农兼商，允许长途贩运，允许开放城乡市场，允许多渠道竞争。1984年首创“兴商建县”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，农业小县义乌因此弯道超车，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。

“自己得失又有什么关系”

评价谢高华当年在金衢两地担任领导干部时作的许多决定，现在很多人都会说：敢想敢试，敢做敢当。实际上他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。

早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，谢高华就因“助长高价买卖橘子”挨过批评。当时国家对橘子实行统购统销，衢县一年只产8万担橘子，其中统销6万担。“国家统销价格低，橘农增产不增收，有的农民还上街要饭了，这样子怎么行！”经过深入调查，谢高华大胆提议：“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，农民多余的自留橘，哪里价格高就卖哪里……”这么一来，外地人纷纷来衢县收购橘子，农民收入多了，但也导致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橘子任务没有完成。

这下子，谢高华挨批了。1981年1月，某中央媒体刊文，把谢高华作为“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”的反面典型。

不过在谢高华看来，自己只是一心做事，“只要对老百姓有益就好，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这一初衷也促成他在义乌工作期间继续锐意改革、大胆实践，当年的“税改风波”就是一例。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初，仍实行对工商业改造时的八级累进税，也就是经营得越好，税就越高。但市场里几千个摊位大多是小本经营，价格随行就市，很难凭税票计税。于是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，商贩们也怨声载道。

“想增加税收，却打压了群众经商的积极性”，谢高华在调研后，大力支持税务部门试行“定额计征”办法，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，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。这样一来，个体税收低了，大家觉得有利可图，周边的小商贩蜂拥而至，1984年义乌税收反而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。

有新华社记者觉着这个做法不错，能搞活市场，以内参形式专门上报中央，没想到后来某中央部委把情况反馈到省里，省里派员到义乌进行了整整一周的调查。

调查最后认定：办法可行，但还要在实践中完善。但时任谢高华秘书的杨守春清楚谢高华在整个过程中承受的压力。

据杨守春回忆，有次在金华参加学习安徽滁县改革经验的大会，谢高华突然问道：“小杨，你怕不怕？”杨守春一时还不知如何回答，谢高华像是安慰又像勉励自己一般补了一句：“有时候发现真理难，坚持真理更难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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